首 頁 論歷史編纂的通與斷（二）
通史與斷代史并非對立
歷史紛繁復(fù)雜，史書編纂不可能是一種體例與模式，即使紀(jì)傳體史書撰寫也不應(yīng)固守單一范式，通史與斷代不可偏廢。
民國時期，張舜徽撰《史通平議》，評劉知幾論《漢書》，曰：“知幾斯語，但就《漢書》中紀(jì)、傳言之耳！若夫十志所敘，貫通古今，何嘗專明一代！后之?dāng)啻鸀闀?，述及典章制度，靡不溯厥來源，窮搜遠(yuǎn)紹。良以因革損益，非綜述不能明。以此見斷代為書之窮，而通史之體，究不可廢。”
當(dāng)代歷史學(xué)家劉家和先生慧眼博識，撰《論斷代史〈漢書〉中的通史精神》（《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12年第3期）。他直接求問班固，探尋其撰書宗旨，由《漢書·敘傳》所記班固自己的話，揭明《漢書》的通史精神。班固說：“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zhǔn)天地，統(tǒng)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jīng)》，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xué)林。”綜括漢代歷史，且又不局限于漢代，牢籠天地，博及古今，并不像劉知幾所說的“究西都之首末……包舉一代”。劉家和先生按照班固的話，精讀《漢書》，考察班固如何以“羅萬象，貫古今”的氣勢撰著西漢一代之史，深入開掘《漢書》“八表”“十志”所蘊涵的通史精神。班固撰《漢書》，是如何把通史精神貫徹其中的呢？班氏本人并沒有說明，我們無法得到當(dāng)事人的“口供”，只能根據(jù)事物之理“定讞”了。
劉家和先生借用了郭象的一句話，直擊班固心靈?！肚f子·天運第十四》記老子與子貢論三皇五帝之治不同。郭象注曰：“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dāng)今之變。”劉家和先生將這句話解釋為“通史精神與時代精神相契合”。班固撰著《漢書》，正是本乎“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dāng)今之變”，把時代精神與通史精神結(jié)合起來，使《漢書》成為“中國歷史和史學(xué)的連續(xù)性傳統(tǒng)”中的重要鏈環(huán)。從形式上看，《漢書》是一部斷代史，從其內(nèi)容和精神上看，又是整個中國通史中前后連接、承上啟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符合《漢書》的實際，也是班固撰史的初心期許。
《漢書》之微言大義經(jīng)劉家和先生這樣的表發(fā)，又啟發(fā)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通史與斷代史并非對立物，都是記述歷史的形式，只是時間段限不同，其精神是一致的。通史“通古今之變”，斷代史“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dāng)今之變”，其目的都在于“通變”。通史將古今貫通，觀察歷史變化；斷代史專就某時代，考察其變化及前后沿承關(guān)系。“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窮變通久”是通史與斷代史編纂的共同追求。
無論是劉知幾還是鄭樵都昧于斯理，并未真正體悟到司馬遷、班固撰著史書的初心，過分注重編纂形式，亦可曰為“史法”，而忽視了《史記》《漢書》所蘊涵的精神，所以才各持一端，憑借己意“編織”斷代史、通史“套路”，迷惑、網(wǎng)彀學(xué)人。后世學(xué)人往往受他們的影響，依通史、斷代站邊列隊，將通史與斷代史對立起來。劉家和先生讀《漢書》，首先看看班固怎么說，再去看看劉知幾怎么說，外人后人說終究不如本人說。他由班固本人說得見其著述之初心，進(jìn)而窺得《漢書》之精神，既破除了劉知幾設(shè)下的“圈套”，又破除了鄭樵對《漢書》的猜度。其實鄭樵也有冤屈，他讀《漢書》，不讀班固而讀劉知幾，上了《史通》的“當(dāng)”。自劉家和先生鴻文出世，劉知幾布下的千年迷霧，一朝被掃落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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