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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chuàng)新運作機制 實現(xiàn)與時俱進——關于二輪修志運作機制創(chuàng)新的思考

            發(fā)布時間:2015-07-31 【字體:
            • 志書運作機制的創(chuàng)新,是增強志書時效性,提升志書公信性,拓展志書功能性,實現(xiàn)志書社會性的迫切需要。二輪修志必須順應社會發(fā)展的趨勢,應對市場經(jīng)濟的情勢,創(chuàng)新志書運作機制,實現(xiàn)與時俱進。

              志書運作機制創(chuàng)新的必要性。  

              志書運作機制要不要創(chuàng)新,為什么要創(chuàng)新?筆者認為有兩個必要性。

              首先是從首輪修志的志后實踐看其必要性。眾所周知,首輪修志形成的“眾手成志”的志書運作機制,打破了歷代依靠少數(shù)社會名望文人閉門修志的傳統(tǒng)封閉型志書運作機制,實現(xiàn)了由社會參與的開門修志的粗放型志書運作機制。這是對前人、對傳統(tǒng)的大膽創(chuàng)新。為完成首輪修志任務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從志后實踐看,這種志書運作機制也留下許多遺憾。歸納起來主要是“四偏”:一是志書運作周期偏長。由于是“眾手成志”,每部志書都要在普修專業(yè)(部門)志的平臺上運作、組合,快者費時七、八年,慢者要耗十四、五年之久。如此漫長運作周期,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志書質(zhì)量偏差。由于是“眾手成志”,給志書遺留下六大灰點:志書的史實不確鑿難以核校、資料厚薄不均難以增刪、內(nèi)容交叉重復難以處置、文字數(shù)據(jù)異同難以剖析、訛誤缺漏難以考辨、文風,不一難以整合等等。因而使志書欠缺資料性、欠缺真實性、欠缺整體性、欠缺科學性、欠缺著述性、欠缺適用性。三是耗費偏大。由于“眾手成志”,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相應過大,時間也相應過長。投入與產(chǎn)出難成正比。僅從經(jīng)濟角度考量,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每部新編志書幾乎達到了“一字值千金”的程度。四是價值功能偏弱。由于是“眾手成志”,—部志書問世均超過了原定下限三、五年,有的超過了七、八年,十五、六年之久,如此,志書原記事物一般都發(fā)生了量變和質(zhì)變。已記的亮點成了灰點、熱點成了冷點、強項成了弱項、新事成了舊聞。相反,其間社會上已涌現(xiàn)出的大量亮點、新點、焦點、鮮點,又因受志書上下限制約而未能納入新志書之中,這就使志書失去了新鮮感,失去了吸引力和感召力。功能價值也相應受到弱化。為什么問世的大量新志書未能象預期那樣受到一般干部和群眾的青睞?原因恐怕也就在此。正如著名學者王忍之在《新編中國優(yōu)秀地方志簡本叢書·前言》里所中肯地指出的那樣:“這樣的志書,雖然資料豐富,很有價值,可以放在圖書館、方志館供專家、學者以及一些因工作需要的同志查閱與研究。但要走進一般干部、群眾家,恐怕就難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新編地方志社會效益的發(fā)揮?!?/SPAN>

              其次是從情勢發(fā)展看其必要性。

              二輪修志所面臨情勢與首輪修志之時相比,存在五大不同點:一是志勢不同。首輪修志基本上是在計劃經(jīng)濟的大背景中展開的,完全是在政府的主導下,依靠行政而運作的。二輪修志則是在市場經(jīng)濟的大環(huán)境下所進行的,同時受政府和市場的雙重作用。二是志空不同。首輪修志上下縱貫數(shù)百年、上千年。二輪修志涉及到的時空范圍只有20多年。三是志體不同。首輪修志所修的是通志,二輪修志所修的只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段的歷史與現(xiàn)狀,是斷代志。四是志情不同。首輪修志之時,社會分工明確,行業(yè)分類固定,部類齊全。二輪修志,由于經(jīng)過改革開放,社會全面轉型,傳統(tǒng)的社會分工界限被打破,社會結構、城市結構、產(chǎn)業(yè)結構、成員結構、市場結構、經(jīng)濟結構、政治結構等均發(fā)生了巨大的量變和質(zhì)變。區(qū)域經(jīng)濟一體化、都市經(jīng)濟圈的出現(xiàn)、新型產(chǎn)業(yè)的催生、資本流動無定界、資源配置無定約、信息平臺的建立等等,導致社會分工更細、更活、更具有不確定性。社情、地情顯得更加紛繁復雜。五是成書時限不同。首輪修志成書時限不定。二輪修志則明文規(guī)定五年為期。

              綜上所述,無論從任何角度考量,都急切的要求二輪修志應適應情勢,時勢和實踐的需要,創(chuàng)新志書運作機制,實現(xiàn)志書與時俱進。

              志書運作機制創(chuàng)新的方向。  

              二輪修志的志書運作機制如何創(chuàng)新?根據(jù)安慶市二輪修志的前期實踐,筆者認為,應當在繼承首輪修志所形成的“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地方志機構組織實施”的體制和格局的基礎上,把政府為主導的宏觀調(diào)控作用和市場具體微觀運作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建立和完善三種有效機制。

              一是建立和完善以各級分管領導為主體的領導責任機制。二輪修志,完全依靠政府實施運作,既不符合現(xiàn)實,也不可能辦到。更不可能要求再象首輪修志那樣,層層組建修志領導機構。因此,這就要求根據(jù)實際,加以創(chuàng)新,建立起一個適應政府和市場雙重作用下有效運作的機制。首選的做法是:把志書篇目加以細化,逐一分解到具體承編單位,以《承編責任書》的形式定位,并明確規(guī)定任務內(nèi)容、完成任務的時限。通過一定程序由政府分管領導人和各承編單位分管領導人逐一互簽,從而形成一條背靠政府,從上到下以分管領導人為主體而構成的領導責任機制。實踐證明,這樣做既減少了組建修志領導機構的環(huán)節(jié),縮短了時間,減輕了工作中的難度與壓力,又能確保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落實修志具體領導人。僅以安慶市為例,首輪修志為組建各級修志領導機構,前后花了數(shù)年時間,修志機構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精力。最后還是要具體落實到分管領導人身上。而二輪修志采取此種做法,僅在兩個多月時間內(nèi)就使市直143個具體承編單位明確落實了具體分管領導人。這些領導人在《承編責任書》上簽字后,感到壓力大,工作有了動力,干起來有了活力,回到各自單位后,通過各種有效渠道,使承編任務很快落實到具體部門和具體人員,實現(xiàn)了一人分管是真管實管具體管。

              二是建立和完善以撰稿人為主體的供稿機制。二輪修志所展示的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改革開放中一個特定歷史時段的歷史與現(xiàn)狀,涉及的范圍廣,資料也相當豐富,如何確保在最短的時間之內(nèi),能使方方面面的豐富資料征集到位,既不可能再象首輪修志那樣,依靠政府的政令去層層設立專()職修志工作班子,方方面面去修志,構建修志大平臺,實施全方位大運作。也很難想象僅僅依靠有限的專職修志部門力量就能順利地完成二輪修志任務。因此,這就需要在充分發(fā)揮政府和市場雙重作用的基礎上,著力構建和完善一個最便捷、最精干、最有效的運作機制,以確保方方面面的資料能及時到位,辦法是,可以借鑒多年來編纂地方年鑒工作的實踐和其成功經(jīng)驗,建立和完善一個以各承編單位具體編寫人員或撰稿人為主體而組成的志書資料供稿機制。其好處是:組稿供稿雙方對象明確、所要提供的志書資料任務明確、雙方聯(lián)絡便捷。使專業(yè)修志機構不必再花很長時間,“跑斷腿,磨破嘴,上門求領導,層層去攻關”,落實各級志書編寫班子。利用一定時間,對各單位撰稿人假以業(yè)務培訓,并加強聯(lián)絡和溝通,就能使志書資料的提供任務在很短時間內(nèi)得到落實。安慶市及各縣()的做法,也充分證明,這是一條有效的運作機制。首輪修志,安慶市花了近五年時間,才落實各單位專()職修志工作班子。而二輪修志僅用了不到五個月時間,就使全市143個承編單位做到了編寫人員、編寫任務到位。懷寧縣采取如此運作機制,不到6個月時間內(nèi),全縣就有90%的單位完成了縣志資料供稿任務,而且質(zhì)量普遍比首輪修志時有提高。

              三是建立和完善以政府為主導以修志機構為主體的督查機制。  

              督查機制是對前兩種運作機制的補充和保證。安慶市及所屬各縣()在二輪修志實踐中從實際出發(fā),一方面背靠政府,充分發(fā)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由政府督查室牽頭組建督查組,對修志實施專項督查,另一方面,則在政府的協(xié)調(diào)作用下,由修志機構組建以修志專業(yè)人員為主體的督查主體,按照分工負責制,實施定位定向督辦。實踐也充分證明,這一督辦機制是行之有效的。如懷寧縣、樅陽縣針對修志過程中部分單位遲遲推不動的態(tài)勢,通過政府牽頭,由縣委、縣政府兩個督查室組織專門督查組,實施督查督辦,并發(fā)布督查結果公報,推動和促使一些滯后單位的啟動,確保了二輪修志的整體推進。又如,安慶市自20024月啟動二輪修志后,8個縣()中仍有5個縣()因為各種原因未及時啟勸。針對問題,市志辦組織專門督查組逐個縣()進行督查督辦,促使他們很快落實了具體措施,適時啟動了二輪修志工程。

              實踐證明,只要應對形勢、情勢、時勢,創(chuàng)新運作機制,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修志工作仍然會順利展開,并取得積極成果。

              摘自《內(nèi)蒙古史志》2004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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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民俗志的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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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期地方志工作的幾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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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chuàng)新運作機制 實現(xiàn)與時俱進——關于二輪修志運作機制創(chuàng)新的思考

            發(fā)布時間:2015-07-31 來源:本站原創(chuàng)        【字體:
            • 志書運作機制的創(chuàng)新,是增強志書時效性,提升志書公信性,拓展志書功能性,實現(xiàn)志書社會性的迫切需要。二輪修志必須順應社會發(fā)展的趨勢,應對市場經(jīng)濟的情勢,創(chuàng)新志書運作機制,實現(xiàn)與時俱進。

              志書運作機制創(chuàng)新的必要性。  

              志書運作機制要不要創(chuàng)新,為什么要創(chuàng)新?筆者認為有兩個必要性。

              首先是從首輪修志的志后實踐看其必要性。眾所周知,首輪修志形成的“眾手成志”的志書運作機制,打破了歷代依靠少數(shù)社會名望文人閉門修志的傳統(tǒng)封閉型志書運作機制,實現(xiàn)了由社會參與的開門修志的粗放型志書運作機制。這是對前人、對傳統(tǒng)的大膽創(chuàng)新。為完成首輪修志任務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從志后實踐看,這種志書運作機制也留下許多遺憾。歸納起來主要是“四偏”:一是志書運作周期偏長。由于是“眾手成志”,每部志書都要在普修專業(yè)(部門)志的平臺上運作、組合,快者費時七、八年,慢者要耗十四、五年之久。如此漫長運作周期,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志書質(zhì)量偏差。由于是“眾手成志”,給志書遺留下六大灰點:志書的史實不確鑿難以核校、資料厚薄不均難以增刪、內(nèi)容交叉重復難以處置、文字數(shù)據(jù)異同難以剖析、訛誤缺漏難以考辨、文風,不一難以整合等等。因而使志書欠缺資料性、欠缺真實性、欠缺整體性、欠缺科學性、欠缺著述性、欠缺適用性。三是耗費偏大。由于“眾手成志”,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相應過大,時間也相應過長。投入與產(chǎn)出難成正比。僅從經(jīng)濟角度考量,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每部新編志書幾乎達到了“一字值千金”的程度。四是價值功能偏弱。由于是“眾手成志”,—部志書問世均超過了原定下限三、五年,有的超過了七、八年,十五、六年之久,如此,志書原記事物一般都發(fā)生了量變和質(zhì)變。已記的亮點成了灰點、熱點成了冷點、強項成了弱項、新事成了舊聞。相反,其間社會上已涌現(xiàn)出的大量亮點、新點、焦點、鮮點,又因受志書上下限制約而未能納入新志書之中,這就使志書失去了新鮮感,失去了吸引力和感召力。功能價值也相應受到弱化。為什么問世的大量新志書未能象預期那樣受到一般干部和群眾的青睞?原因恐怕也就在此。正如著名學者王忍之在《新編中國優(yōu)秀地方志簡本叢書·前言》里所中肯地指出的那樣:“這樣的志書,雖然資料豐富,很有價值,可以放在圖書館、方志館供專家、學者以及一些因工作需要的同志查閱與研究。但要走進一般干部、群眾家,恐怕就難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新編地方志社會效益的發(fā)揮。”

              其次是從情勢發(fā)展看其必要性。

              二輪修志所面臨情勢與首輪修志之時相比,存在五大不同點:一是志勢不同。首輪修志基本上是在計劃經(jīng)濟的大背景中展開的,完全是在政府的主導下,依靠行政而運作的。二輪修志則是在市場經(jīng)濟的大環(huán)境下所進行的,同時受政府和市場的雙重作用。二是志空不同。首輪修志上下縱貫數(shù)百年、上千年。二輪修志涉及到的時空范圍只有20多年。三是志體不同。首輪修志所修的是通志,二輪修志所修的只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段的歷史與現(xiàn)狀,是斷代志。四是志情不同。首輪修志之時,社會分工明確,行業(yè)分類固定,部類齊全。二輪修志,由于經(jīng)過改革開放,社會全面轉型,傳統(tǒng)的社會分工界限被打破,社會結構、城市結構、產(chǎn)業(yè)結構、成員結構、市場結構、經(jīng)濟結構、政治結構等均發(fā)生了巨大的量變和質(zhì)變。區(qū)域經(jīng)濟一體化、都市經(jīng)濟圈的出現(xiàn)、新型產(chǎn)業(yè)的催生、資本流動無定界、資源配置無定約、信息平臺的建立等等,導致社會分工更細、更活、更具有不確定性。社情、地情顯得更加紛繁復雜。五是成書時限不同。首輪修志成書時限不定。二輪修志則明文規(guī)定五年為期。

              綜上所述,無論從任何角度考量,都急切的要求二輪修志應適應情勢,時勢和實踐的需要,創(chuàng)新志書運作機制,實現(xiàn)志書與時俱進。

              志書運作機制創(chuàng)新的方向。  

              二輪修志的志書運作機制如何創(chuàng)新?根據(jù)安慶市二輪修志的前期實踐,筆者認為,應當在繼承首輪修志所形成的“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地方志機構組織實施”的體制和格局的基礎上,把政府為主導的宏觀調(diào)控作用和市場具體微觀運作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建立和完善三種有效機制。

              一是建立和完善以各級分管領導為主體的領導責任機制。二輪修志,完全依靠政府實施運作,既不符合現(xiàn)實,也不可能辦到。更不可能要求再象首輪修志那樣,層層組建修志領導機構。因此,這就要求根據(jù)實際,加以創(chuàng)新,建立起一個適應政府和市場雙重作用下有效運作的機制。首選的做法是:把志書篇目加以細化,逐一分解到具體承編單位,以《承編責任書》的形式定位,并明確規(guī)定任務內(nèi)容、完成任務的時限。通過一定程序由政府分管領導人和各承編單位分管領導人逐一互簽,從而形成一條背靠政府,從上到下以分管領導人為主體而構成的領導責任機制。實踐證明,這樣做既減少了組建修志領導機構的環(huán)節(jié),縮短了時間,減輕了工作中的難度與壓力,又能確保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落實修志具體領導人。僅以安慶市為例,首輪修志為組建各級修志領導機構,前后花了數(shù)年時間,修志機構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精力。最后還是要具體落實到分管領導人身上。而二輪修志采取此種做法,僅在兩個多月時間內(nèi)就使市直143個具體承編單位明確落實了具體分管領導人。這些領導人在《承編責任書》上簽字后,感到壓力大,工作有了動力,干起來有了活力,回到各自單位后,通過各種有效渠道,使承編任務很快落實到具體部門和具體人員,實現(xiàn)了一人分管是真管實管具體管。

              二是建立和完善以撰稿人為主體的供稿機制。二輪修志所展示的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改革開放中一個特定歷史時段的歷史與現(xiàn)狀,涉及的范圍廣,資料也相當豐富,如何確保在最短的時間之內(nèi),能使方方面面的豐富資料征集到位,既不可能再象首輪修志那樣,依靠政府的政令去層層設立專()職修志工作班子,方方面面去修志,構建修志大平臺,實施全方位大運作。也很難想象僅僅依靠有限的專職修志部門力量就能順利地完成二輪修志任務。因此,這就需要在充分發(fā)揮政府和市場雙重作用的基礎上,著力構建和完善一個最便捷、最精干、最有效的運作機制,以確保方方面面的資料能及時到位,辦法是,可以借鑒多年來編纂地方年鑒工作的實踐和其成功經(jīng)驗,建立和完善一個以各承編單位具體編寫人員或撰稿人為主體而組成的志書資料供稿機制。其好處是:組稿供稿雙方對象明確、所要提供的志書資料任務明確、雙方聯(lián)絡便捷。使專業(yè)修志機構不必再花很長時間,“跑斷腿,磨破嘴,上門求領導,層層去攻關”,落實各級志書編寫班子。利用一定時間,對各單位撰稿人假以業(yè)務培訓,并加強聯(lián)絡和溝通,就能使志書資料的提供任務在很短時間內(nèi)得到落實。安慶市及各縣()的做法,也充分證明,這是一條有效的運作機制。首輪修志,安慶市花了近五年時間,才落實各單位專()職修志工作班子。而二輪修志僅用了不到五個月時間,就使全市143個承編單位做到了編寫人員、編寫任務到位。懷寧縣采取如此運作機制,不到6個月時間內(nèi),全縣就有90%的單位完成了縣志資料供稿任務,而且質(zhì)量普遍比首輪修志時有提高。

              三是建立和完善以政府為主導以修志機構為主體的督查機制。  

              督查機制是對前兩種運作機制的補充和保證。安慶市及所屬各縣()在二輪修志實踐中從實際出發(fā),一方面背靠政府,充分發(fā)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由政府督查室牽頭組建督查組,對修志實施專項督查,另一方面,則在政府的協(xié)調(diào)作用下,由修志機構組建以修志專業(yè)人員為主體的督查主體,按照分工負責制,實施定位定向督辦。實踐也充分證明,這一督辦機制是行之有效的。如懷寧縣、樅陽縣針對修志過程中部分單位遲遲推不動的態(tài)勢,通過政府牽頭,由縣委、縣政府兩個督查室組織專門督查組,實施督查督辦,并發(fā)布督查結果公報,推動和促使一些滯后單位的啟動,確保了二輪修志的整體推進。又如,安慶市自20024月啟動二輪修志后,8個縣()中仍有5個縣()因為各種原因未及時啟勸。針對問題,市志辦組織專門督查組逐個縣()進行督查督辦,促使他們很快落實了具體措施,適時啟動了二輪修志工程。

              實踐證明,只要應對形勢、情勢、時勢,創(chuàng)新運作機制,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修志工作仍然會順利展開,并取得積極成果。

              摘自《內(nèi)蒙古史志》2004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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