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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人民世代居住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主體上保持統(tǒng)一，共御外侮、同舟共濟，培育出基礎深厚的共同體精神
●各族人民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親近，生成追求團結統(tǒng)一的強大內生動力
●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堅持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fā)，以中國方式解決民族問題、處理民族事務
●建立、堅持和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確保“統(tǒng)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qū)域因素相結合”，這是一項中國特色的創(chuàng)新之舉
●民族區(qū)域自治符合中國國情和民情，符合本國本土的歷史走向。統(tǒng)一和自治相結合，是大小兼顧、上下兼顧；民族因素和區(qū)域因素相結合，是全面兼顧、是中和公正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特色創(chuàng)新、兼和相濟的精神，是辯證統(tǒng)一、地天通的生態(tài)精神，極具當代價值，也極具指向未來的強大潛能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fā)展，經歷了從自在到自覺、從自覺到自信的過程，“四個共同”把我國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共同開拓遼闊疆域、共同書寫悠久歷史、共同創(chuàng)造燦爛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精神。各族人民在這樣的開拓、書寫、創(chuàng)造和培育的過程中，將凝聚向心的巨大潛能，不斷創(chuàng)新轉化成為真真切切的現(xiàn)實，又不斷憧憬前程遠大的未來，發(fā)現(xiàn)新的壯美，探索新的可能；他們決不放棄“尚未”的希望，充滿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揚帆遠航，迎來一個又一個新時代。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寫到：“神不在天上，不在彼岸，而在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之中，所謂‘神的啟示’是通過人類解放和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理想而實現(xiàn)的?！敝腥A民族凝聚力來源于各族人民同心協(xié)力的偉大實踐，來源于交往交流交融的變革創(chuàng)新，來源于彼此認同和共同認同，來源于祖先留下的生存智慧，來源于地天通、萬象生的守正創(chuàng)新思想。
一
各族人民世代居住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主體上保持統(tǒng)一，共御外侮、同舟共濟，培育出基礎深厚的共同體精神。中華民族有“滿天星斗”的起源。各族人民經過千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經融為一體、不可分割，愛國愛家、互利共生、走向未來。各族人民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親近，生成追求團結統(tǒng)一的強大內生動力。一方面有平原、山地、草原、綠洲、海洋等互補性生產生活環(huán)境，另一方面有人口交流、政治聯(lián)姻、互相幫助、互相支持的族際聯(lián)系；一方面有分分合合的錯綜復雜，另一方面有百川歸海的歷史大勢。中華文明由各具特色的文明匯聚而成，其中包括：勤勞質樸、崇禮親仁的農耕文明，熱烈奔放、勇猛剛健的草原文明，海南百川、敢拼會贏的海洋文明。農耕文明、草原文明、山地文明、海洋文明共同熔鑄了中華民族的特質和稟賦，熔鑄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經歷了風風雨雨的洗禮，擁有了包容性強、創(chuàng)造性大的新時代定義。
中華民族是中國特色的創(chuàng)新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xiàn)過發(fā)達的資本主義，沒有形成“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民族，各族人民只能繼承傳統(tǒng)，不失本色地迎接時代挑戰(zhàn)，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凝聚一體，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方式，以“日新”的時代精神，加入世界民族之林，排除各種干擾、披荊斬棘、改革開放、迅速崛起。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fā)展的理念，民族不分大小，不分先進落后，不把他們分為部落、部族、民族三種族群，而是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一律稱為民族，共同當家作主，這是中國特色的兼和創(chuàng)新，是歷史上從未出現(xiàn)的創(chuàng)舉。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獲得平等、在心理上獲得尊嚴、在感情上獲得尊重、在經濟上獲得支援、在文教衛(wèi)生等方面獲得幫助，中華民族的形成、發(fā)展、鑄牢，是我國各族人民守正創(chuàng)新、不失本色的偉大創(chuàng)舉。
新中國為了更好地制定和實行民族平等團結政策，為了更好地讓少數民族參政議政，為了更好地發(fā)展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民族識別工作，為組成56個民族大家庭奠定了由多生一、百川歸海的基礎。一方面，那些長期被遮蔽歧視的少數民族有了自己的政治名分，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從而有了“主體性”；另一方面，他們感恩新中國、認同中華民族，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貢獻?！伴L期被壓迫的許多少數民族紛紛公開他們的民族成份，提出自己的族名”，要求得到承認。新中國從實際情況出發(fā)，為了落實民族政策，首先要弄清楚我國有多少民族；為了在各級權力機關體現(xiàn)民族平等，就要確定具體民族的代表人數；為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也需要弄清哪些少數民族具備民族區(qū)域自治條件?！懊褡遄R別，就是對居住在一定地域上的人們共同體就其語言、經濟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質以及歷史來源等要素，進行綜合的考察和分析研究，確定其族屬和名稱?！敝袊拿褡寤静痪邆渌勾罅炙f的民族四特征，即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質；中國的歷史發(fā)展有東方社會的特點，不容忽視，不能套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fā)展路徑；各族人民的意愿和情感也要得到尊重，要同時照顧到政治性和科學性，照顧到學理和倫理。我國的56個民族是在上下左右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礎上形成的，既照顧到漫長歷史，照顧到民族情感，照顧到公平正義，也照顧到各方需要。民族識別不是憑空產生，不是無中生有，更不是無事生非。
總結起來，“民族識別既是一項政治工作，又是一項科學研究工作?！泵褡遄R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政府和我國各族人民守正創(chuàng)新、兼和相濟、不失本色的偉大創(chuàng)舉。
二
中國共產黨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將蘇聯(lián)的民族模式與民族經驗與本國本土實踐相結合，由探索創(chuàng)新到日臻成熟，在制定法律法規(guī)和民族政策時，選擇了一條民族區(qū)域自治而非聯(lián)邦制的道路。中國共產黨為了團結少數民族共同抗戰(zhàn)，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指出：“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span lang="EN-US">1931年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大綱》等文獻規(guī)定少數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區(qū)；抗戰(zhàn)時期，中共主張少數民族和漢族“聯(lián)合建立統(tǒng)一的國家”；1938年10月，毛澤東提出：“允許蒙、回、藏、苗、瑤、彝、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物之權，同時與漢族建立統(tǒng)一的國家”。在這一時期發(fā)布的《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關于抗戰(zhàn)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文件，是中國共產黨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堅持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fā)，以中國方式解決民族問題、處理民族事務；建立、堅持和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確保“統(tǒng)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qū)域因素相結合”，這是一項中國特色的創(chuàng)新之舉。馬克思晚年轉向研究東方社會發(fā)展道路，仔細研讀科瓦列夫斯基、摩爾根、菲爾、梅恩、拉伯克等人類學者的著作，作了詳細摘要和批注，寫下5篇讀書筆記，統(tǒng)稱“人類學筆記”。馬克思指出，當時的俄國、印度和中國等東方國家都具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屬性，這種生產方式在西方演化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在東方社會，這種亞細亞生產方式預示著兩種可能的發(fā)展方向，“要么步西方社會發(fā)展的后塵，走優(yōu)先充分發(fā)展資本主義然后進行社會主義的道路；要么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為了回應俄國革命者內部的爭論，為了探索東方社會發(fā)展道路，也為了對世界史進行再研究，開始根據人類學著作重點研究農村公社?！斑M化學派人類學開創(chuàng)了對文化科學的研究，確立了文化概念”“進化學派人類學所提供給馬克思的實證材料滲透著文化進化和社會進化觀，不同于后來興起的其他學派?！敝袊伯a黨“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探索東方社會的未來方向，走出新中國民族發(fā)展的獨特道路。中國擁有古老的歷史傳統(tǒng)，如何把馬克思主義與這個古老的歷史傳統(tǒng)結合起來，如何繼承和創(chuàng)新祖先留下來的豐富遺產，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思考和探索的問題。我國學術界討論中國道路，討論中國為什么能夠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跨越資本主義階段而過渡到社會主義，往往會忽視對亞細亞生產方式本身的分析。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經濟結構和生產關系束縛了個人發(fā)展，生產者不能割斷自然經濟和宗法血緣關系的臍帶，不能從“勞動條件的原始共生狀態(tài)脫離出來而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因此，東方社會不可能走西歐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道路，“而有可能通過社會機制的改造和革命的途徑走一條非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道路”。中華民族的歷史有符合歷史發(fā)展普遍規(guī)律的一面，也有本土特色的另一面。有一種觀點認為，世界上有六大文明屬于最古老且獨立發(fā)展的文明，它們是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國、墨西哥和秘魯，唯有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始終未曾中斷。也有觀點認為，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影響深遠且自成一體的文化體系只有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4個，“再沒有第5個”；“而這4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qū)，再沒有第2個”。中國各民族聚合成為新時代的中華民族，屬于“中體西學”的創(chuàng)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鑄成不靠遠距離殖民，不靠一個消滅另一個，而是靠兼和相濟、包容萬象的生態(tài)精神，靠守正創(chuàng)新的意志推動，靠四海一家的理想指引。中國自古語言多樣、文化多彩、滿天星斗，經過漫長的歷史發(fā)展，形成今天的“多元一體格局”，56個民族共同組成中華民族。
總之，近現(xiàn)代傳入的外國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命運產生了巨大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在本土化基礎上產生的，各國各民族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各有特色，可以學習借鑒、取長補短，但不可照葫蘆畫瓢全盤照搬?；仡欉^去，毛澤東指出舊中國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發(fā)展階段，沒有強大的工人階級，遠沒有進入“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只能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出一條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特色之路。國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工農聯(lián)盟、統(tǒng)一戰(zhàn)線、群眾路線，這些都是特色?？梢哉f，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這樣一種探索性實踐，各族人民攜手并進，在繼承和創(chuàng)新中實現(xiàn)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民族區(qū)域自治符合中國國情和民情，符合本國本土的歷史走向。統(tǒng)一和自治相結合，是大小兼顧、上下兼顧；民族因素和區(qū)域因素相結合，是全面兼顧、是中和公正。
三
近些年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出現(xiàn)了“物”的轉向、“過程”轉向和“本體論”轉向，學界對形而上學進一步反思，強調形氣神關聯(lián)，突出物感物覺、物物相指、象征意義的連續(xù)性，屬于克服心物對立、靈肉二分的努力。中國古代“絕地天通”的神話，可以用來隱喻當下理論脫離實際的情況：古時有一段時間地天相通，民可以登天，神可以下凡，民神雜糅，社會“失序”。顓頊帝派重、黎二大臣，阻斷地天通道，“絕地天通”，從此人間恢復秩序，官民各司其職，“天下太平”。不過，這個“絕地天通”的神話恰恰隱喻了形氣神相互隔絕的人類社會現(xiàn)狀。柏拉圖雖然突出強調形而上的“理式”(理念)，但他也指出智慧的意義“指觸及事物的運動及流”“智慧，它可以指對運動和流變的知覺，或者指對運動的贊許，然而它無論如何是與運動相關的?！弊钄嗪透綦x的現(xiàn)代體制造成民心不通、信息不達、道理不用。在民族事務領域，黨中央高層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代表了對此阻斷和隔絕的反思和糾正的努力，代表了在不失本色的前提下創(chuàng)新前行的指向。
《中庸》云：“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贝丝芍^廣大而和諧之境界，然實為不可能的。就實際情狀而言之，萬物并育而更相害，道并行而亦相悖。就實際言之，和諧是暫時的，沖突是經常的……如一民族內部斗爭過甚，則必亡國、滅族。海納百川、兼和通變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存智慧。只要我們能夠堅持中國特色的創(chuàng)新精神，我們就能做到對內“以一容多”“以多促一”“由多生一”，促進民族平等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外可以促進文明互鑒，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充分體現(xiàn)我群我族我國的當代價值：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哲學家羅蒂說，一個國家的民族自豪相當于一個人的自尊，過度的民族自豪可以導致好戰(zhàn)和帝國主義，就像過度的自尊會變成傲慢；但是自尊太少會讓人拿不出道德勇氣，民族自豪感不足會阻礙人們積極有效地參與有關國策的爭鳴。理想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應當是中國各民族更加凝聚、更加向心的共同體，它不獨屬于哪一個民族，不獨屬于那一種文化，而是屬于國內各個民族共有的文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特色創(chuàng)新、兼和相濟的精神，是辯證統(tǒng)一、地天通的生態(tài)精神，極具當代價值，也極具指向未來的強大潛能。
中華民族共同體精神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的組成部分，應該和其他民族的共同體精神存在重疊共識的價值觀，其中“三”觀可作為典型代表。道家“道生一”“二生三”“三生無限”“道法自然”的觀點強調生生不息、協(xié)同自然，由此可以延伸擴展為兼和多樣、萬邦共存、兆民共享的現(xiàn)代觀。哲學家張岱年指出，中國精神在不失本色的前提之下，“仍是在創(chuàng)造之中”“使之以更新的姿容表見出來”——“這些話的意思，即是主張不一定要執(zhí)著舊的中國精神，而應從新創(chuàng)造新的中國精神”。綜合創(chuàng)新、守正創(chuàng)新，我們進入了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不失本色的創(chuàng)新時代。 (作者納日碧力戈系內蒙古師范大學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