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西方近代科學思想的傳播、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深刻影響了方志編修事業(yè)。這時期編修的志書呈現(xiàn)新舊相雜的特點。一些志書開始注重對近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象、國計民生的記載。如1935年《遷江縣志》記載了勞工、佃農、失業(yè)、無業(yè)、殘廢等社會問題,及交通、教育行政、實業(yè)行政、選舉、農業(yè)、林業(yè)、礦業(yè)、漁業(yè)等內容。志中保留了大量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史料;1948年《醴陵縣志》記載了人民抗日斗爭;1920年《璦琿縣志》、1933年《黑龍江志稿》記錄了沙俄罪行;1918年《霸縣志》、1936年《涿州志》、1943年《固安縣志》記載了義和團運動;1925年《渦陽縣志》記載了捻軍等。記述增強科學性,注重實地調查采訪,如采用科學方法繪制地圖、獲得數(shù)據(jù),以晷度、經緯度取代星野、星占、象數(shù),刪略祥瑞、仙事等帶有迷信色彩的門目。增設議會、團體、警察、交通等新類目。民國中期后,黨務作為重點內容被列入地方志。如1928年江蘇省頒發(fā)的通志擬目有黨務記門。大部分志書增添關于新政、新法的內容,保留忠義、孝友、列女、祥異、五行等舊志類目,部分出自前清遺老之筆的方志依然恪守舊制,如朱之英修、舒景蘅纂《懷寧縣志》。體例創(chuàng)新有增設概述,使用照片、統(tǒng)計表,編制索引,用國際音標標注方言,用國際通用學名記錄動植物等,志書結構出現(xiàn)由綱目體轉向章節(jié)體的嘗試。對如何兼顧晚清、民國兩代述事這一問題的處理方式也體現(xiàn)了修志體例的變革。有的分編記事,如邱自蕓修,鄔榮治、郭選英纂《南康縣志》,分兩編,第一編述事止于清末,采用舊例,第二編述事自民國紀元起,采用新體。有的分纂兩志,如《新纂云南通志》《續(xù)云南通志長編》,前者新舊志目并存,述清末之事,后者采用新目,述民國之事。有的斷代述事,如1934年《安徽通志稿》的民政考戶口編分3節(jié),分別記述建省以前、清代、民國以后的戶口統(tǒng)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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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西方近代科學思想的傳播、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深刻影響了方志編修事業(yè)。這時期編修的志書呈現(xiàn)新舊相雜的特點。一些志書開始注重對近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象、國計民生的記載。如1935年《遷江縣志》記載了勞工、佃農、失業(yè)、無業(yè)、殘廢等社會問題,及交通、教育行政、實業(yè)行政、選舉、農業(yè)、林業(yè)、礦業(yè)、漁業(yè)等內容。志中保留了大量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史料;1948年《醴陵縣志》記載了人民抗日斗爭;1920年《璦琿縣志》、1933年《黑龍江志稿》記錄了沙俄罪行;1918年《霸縣志》、1936年《涿州志》、1943年《固安縣志》記載了義和團運動;1925年《渦陽縣志》記載了捻軍等。記述增強科學性,注重實地調查采訪,如采用科學方法繪制地圖、獲得數(shù)據(jù),以晷度、經緯度取代星野、星占、象數(shù),刪略祥瑞、仙事等帶有迷信色彩的門目。增設議會、團體、警察、交通等新類目。民國中期后,黨務作為重點內容被列入地方志。如1928年江蘇省頒發(fā)的通志擬目有黨務記門。大部分志書增添關于新政、新法的內容,保留忠義、孝友、列女、祥異、五行等舊志類目,部分出自前清遺老之筆的方志依然恪守舊制,如朱之英修、舒景蘅纂《懷寧縣志》。體例創(chuàng)新有增設概述,使用照片、統(tǒng)計表,編制索引,用國際音標標注方言,用國際通用學名記錄動植物等,志書結構出現(xiàn)由綱目體轉向章節(jié)體的嘗試。對如何兼顧晚清、民國兩代述事這一問題的處理方式也體現(xiàn)了修志體例的變革。有的分編記事,如邱自蕓修,鄔榮治、郭選英纂《南康縣志》,分兩編,第一編述事止于清末,采用舊例,第二編述事自民國紀元起,采用新體。有的分纂兩志,如《新纂云南通志》《續(xù)云南通志長編》,前者新舊志目并存,述清末之事,后者采用新目,述民國之事。有的斷代述事,如1934年《安徽通志稿》的民政考戶口編分3節(jié),分別記述建省以前、清代、民國以后的戶口統(tǒng)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