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方志的發(fā)展（一）
方志的起源有多種的說法，如果從兩漢時期大量出現(xiàn)地記算起，方志至今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方志的名稱和形式多種多樣。自東漢迄于北宋，千余年間，曾以地記、圖經、地志、圖志等名稱和形式長期流行，迨至南宋，始發(fā)展成為定型方志。元代以后，志書在以志為名的主要形式下，穩(wěn)定發(fā)展，明清大盛，迄民國亦未中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繼承修志傳統(tǒng)，開展首輪、第二輪志書編修。志書雖沿襲舊志名稱，但從內容到體例已大大創(chuàng)新。
一、方志的初級形式——漢魏地記
地記發(fā)軔于兩漢，興起于三國、兩晉，而大盛于南北朝時期，成為當時地方志書的主流。地記是記載一地古今情況的早期地方志書，它同定型方志比較起來，由于一般只記載疆域、山川、古跡、人物、風土，而尚未及于政治、經濟、軍事、藝文，內容較為簡略，神話和傳說成分較多，所以在內容和體例方面尚不完備，未臻方志之體，是傳統(tǒng)方志的初級形式。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為了表彰自己的家鄉(xiāng)，曾下令編寫《南陽風俗傳》，在其影響之下，沛、三輔、魯、盧江等地也都紛紛產生了這類著作。這類著作，雖然為傳記，實際已包含風俗等內容，兼有人物傳記與地理性質，是最初形態(tài)的地記。
從現(xiàn)有所存書目看，西漢有王褒《云陽記》一種，東漢有李尤《蜀記》、朱玚《九江壽春記》、應劭《十三州記》、楊孚《臨海水土記》、盧植《冀州風土記》等五種。此六種漢人地記，今均佚亡。但是，從后人的相關論述中可知，總體上講，人物和地理是地記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這種地記，乃至后來的方志，長期以來，在目錄學上均無獨立分類門目，或被看做地理之書，或被視為雜傳。后世目錄學家由于看法不同，以至于歸類時出現(xiàn)“或一書而兩類互見”“或裁篇分類著錄”的奇特現(xiàn)象。即同一部著作，此書載入地理，彼書分在雜傳。此類現(xiàn)象，直到清代也如此。
地記進入三國以后，逐漸興盛起來，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盛極一時。地記之所以如此，與當時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經濟勢力的發(fā)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經濟勢力的膨脹，門閥制度的形成，是地記得以高度發(fā)展的社會基礎和政治條件。魏晉南北朝以來，世家大族通過九品中正的選人制度，操縱地方選舉及國家用人的大權，那種“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實際上已成為當時社會的不成文法，結果出現(xiàn)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xiàn)象。為了顯示自己門第的高貴，世家大族們往往又各自標舉郡望，以達到壟斷權勢的目的。他們?yōu)榱孙@示自己門第的高上，表明自己郡望的優(yōu)越，于是便大肆表彰本郡的人才，撰寫各類鄉(xiāng)賢傳記，宣揚本郡的山川名勝、地氣靈秀、物產豐富。出于客觀現(xiàn)實的需要，兼載人物與地理的著作形式——地記便盛行起來。當時除了先賢傳、耆舊傳、風俗記、風土記之類著作外，還大量出現(xiàn)了地記，這就將專寫人物與專寫風俗兩者匯合起來，成為當時地方志書的主要形式。
當時的地記名稱并不一致，有記、志、錄、傳之稱，而以記為主流，記、志又是互為通用。當時的記與志意相同，都是記載的意思。正因如此，所以目錄學家著錄時，往往便出現(xiàn)志作記、記作志的相互變換的情況，如袁休明的《巴蜀記》，亦稱《巴蜀志》；董覽的《吳地志》，亦稱《吳地記》；山謙之的《丹陽記》，亦稱《丹陽志》；甚至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也將《華陽國志》稱《華陽國記》。
根據(jù)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中所列不完全書目粗略統(tǒng)計：到三國時，地記增為14種，兩晉達到43種，南北朝更增多為50種。魏、晉、南北朝地記大都佚亡無可考，完整的一部也沒有。其中著名而尚有佚文輯錄者，僅晉《太康地記》、任昉《地記》、羅含《湘中記》、盛弘文《荊州記》等數(shù)種。[1]作者和時代都確切可考的地記約130多種，而其他無法考證作者或年代的數(shù)量還相當大。[2]唐宋以后直至明清，地記的編寫幾乎從未間斷，其內容更加豐富，除了保持原有的名稱外，與成型的方志已基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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