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方志學的批判繼承研究
劉柏修
地方志是我國一項寶貴的文化遺產，方志學是我國一門傳統(tǒng)的學問。對待這份遺產，古人多數(shù)主張循其舊例。洪亮吉乾隆《涇縣志序》：“撰志之法，貴因不貴創(chuàng)?！蓖鯒闭J為，“修志之法，不必過于求異”，主張“以前志為本”。他在纂修《太平縣志》時堅持：“今續(xù)修斯志，其義例當一循其舊?！睂εf志和舊方志學進行批判繼承是新方志學的一個特定涵義。首輪新編地方志開始，由于要借鑒舊志的編纂方法和舊方志學的諸多有參考價值的內容，因此許多方志學專家的論著對這個問題都有論述，從而對新編地方志編纂和方志學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總體而言，相關研究仍然不夠深入。一些研究者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方志學界，雖然在批判繼承以章學誠為代表的舊方志學遺產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且取得前所未有的可喜成績，但為把批判繼承工作進一步引向深入，并從中孕育出貫通和整合古今方志實踐經驗的新方志學理論體系，還應該注重加強對舊方志學遺產的系統(tǒng)整理和宏觀研究。①
一、批判繼承的原則
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地方志脫胎于中國封建社會，就不可避免地帶著它的時代與階級的歷史烙印。古代方志是一份亟待墾辟的文化遺產，既要有所批判，更要有所繼承和發(fā)展。誠如毛澤東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指出的：“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fā)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fā)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對待方志遺產，與繼承其他優(yōu)秀遺產一樣，也必須遵循這一原則。②
還有研究者認為：盡管以章學誠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方志學對今天修志還有一定價值，但正如章學誠自己所倡導的“改制更新”原則，即以發(fā)展的觀點來對待社會的變革，他所創(chuàng)立的方志學，也需繼續(xù)進行“改制更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tài)上的反映”，新方志學與傳統(tǒng)方志學之間必然存在質的差異。新方志學對傳統(tǒng)方志學有歷史的聯(lián)系，有繼承的關系，但這種聯(lián)系和繼承必須以批判為基礎，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批判地繼承。③
二、批判繼承的重要意義
批判繼承是歷史賦予的責任。有研究者認為：在2000多年的方志發(fā)展史上，不僅編有大量的各類型方志（據(jù)最新較確切的統(tǒng)計舊志有8000種左右），而且還開拓了方志學的研究領域，撰述了若干專著，留傳下來一份豐富的寶貴遺產。對于這份遺產，既要慎重地繼承與吸收其足資借鑒與參證的合理部分，也要以批判的態(tài)度認真研究，細致擷取，給予恰當?shù)睦煤驮u論。④
批判繼承才能更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有研究者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脫離世界文明大道的宗派，而是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成果。一代方志大師章學誠曾建立方志學體系，是方志理論的奠基人。他主張“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立三書”等，這些都有參考價值，都應該批判地繼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絕不是否定一切、排斥一切。正因為我們在修志中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所以要重視前人的成就和經驗，重視章學誠的方志理論，從中吸取有用的東西。簡單地拋棄章學誠等的修志理論，并不能算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⑤
一些論者談及創(chuàng)建新方志學與批判繼承的關系。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前副組長梁寒冰曾指出，建設與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方志學，基本途徑有兩個方面：一是編纂社會主義新方志的實踐，一是批判地繼承歷史遺產。有研究者在強調總結修志實踐經驗的同時，提出要批判地繼承舊方志學的理論遺產，因為方志學作為一種理論形態(tài)一經產生，就有著自己的相對獨立性，有著自己的特定研究對象，研討自己的特殊問題，形成自己的特有術語，累積自己的特別資料，從而形成自己的相對獨立發(fā)展的歷史。盡管理論學說的發(fā)展與更新要由修志實踐注入活力、匯聚泉源，但不能一切都從頭開始，必須以舊有的方志學思想理論作為思想材料和進一步研究的出發(fā)點。因而，對舊方志學理論和舊志編纂經驗的批判繼承就是必須要做的工作。⑥
有的研究者更強調在創(chuàng)新思想指導下繼承，指出：對方志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在理論上有兩種提法，一種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我們的提法是在創(chuàng)新思想指導下去繼承，在繼承中一定要創(chuàng)新。在編修實踐中我們也有兩句話：寧可創(chuàng)新中走彎路，不在模仿中老路。⑦
有研究者在總結章學誠創(chuàng)建方志學經驗時說，章學誠方志理論“有一個重要來源，那就是不斷總結吸取前人的修志經驗和教訓，經過自己的努力，又使之上升為修志理論”。⑧當年章學誠創(chuàng)建方志學，曾以批判繼承方志歷史遺產為基本途徑；今天創(chuàng)建新方志學，也同樣必須以批判繼承方志歷史遺產為基本途徑。
三、對章學誠方志理論的批判繼承
有研究者指出，章學誠是清代方志學理論的著名代表，他的修志主張，既是他在修志實踐中的經驗，也是他對過去編修方志的總結。他的主張，對后世編修志書，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應指出，章學誠的修志主張，也有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他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也有錯誤的方面，因而在他的修志主張中，也有糟粕?！氨M管如此，章學誠的修志主張，作為方志學的歷史遺產，還值得我們很好地研究。”⑨
有的研究者指出：章學誠雖然對方志學繼往開來做出了重大的成績，但是其思想畢竟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具有很深的階級的、歷史的局限性。其中封建性的糟粕還是很多的。比如說地方志是有裨風教者，要“傳述忠孝節(jié)義”，以使“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拄”，其“加意采輯，廣為傳述”，“尤當取窮鄉(xiāng)僻壤，畸行奇節(jié)”，“務為立傳”者，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再如每修志必以“皇言”“恩澤”二紀冠首，完全是為封建世家大族服務的，所以對真正創(chuàng)造歷史的勞動人民及其生產斗爭經驗，很少提及，甚至誣蔑人民起義為“叛逆”；在思想方法上，在論述問題時，也常常不加分析地受傳統(tǒng)的“法先王”思想支配，這也不盡符合事實；寫傳記時，也夾帶宣揚封建迷信，神化歷史人物，等等。此外，他雖然說“六經皆史”，認為史的概念極其廣泛，但是實際上主張依據(jù)中國封建社會傳統(tǒng)的偏重于政治理論的史裁、史法修志。因此，對概括自然和社會的內容、包羅萬象的地方志書的發(fā)展，自然帶來了較大的局限性?？傊聦W誠的方志學畢竟是歷史的產物，具有時代的特征，應批判地繼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而吸取其可借鑒的精華。⑩
有研究者具體列舉出批判揚棄的5個方面：其一，章學誠是一個封建主義史學家，論史撰志，不能不從其地主階級的立場出發(fā)。他的“經世致用”，歸根到底是為鞏固封建統(tǒng)治說教。其二，章學誠主修的方志，開端必冠以《皇言》《恩澤》二紀，并且《修志十議》中還立上“皇恩慶典宜作紀”一條。這二紀均系對封建統(tǒng)治者歌功頌德，向人民灌輸忠君思想。其三，章學誠所修的方志是為世家大族服務的，廣大勞動人民很少有入志的機會。其四，章學誠以為史志之書所以有裨風教者，原因就在于“傳述忠孝節(jié)義”，因此他很重視列女傳的撰述，這正反映了他的衛(wèi)道思想。其五，章學誠的修志理論，對于生產斗爭不夠重視，因此，如何在地方志中反映勞動人民生產斗爭經驗就很少談到，這也是他方志理論的一大缺陷。
有研究者指出，十幾年來，我們對以章學誠為代表的舊方志學理論和舊志的編纂思想與方法，進行了大量的評價和研究，成績不小。但是，將舊方志學理論，特別是章學誠的方志學，作為一個體系來研究還很不夠。比如說，章學誠的方志學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矛盾對立統(tǒng)一體，這方面就缺乏研究。
四、對舊志內容的批判繼承
有研究者認為，歷代舊志同歷代舊史書一樣，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上，都作了歷史唯心主義的回答，即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舊志以大量的篇幅，宣揚“天命”“天數(shù)”，或“圣君明主”的思想動機，把某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卓越人物的思想動機看作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根本原因，否認社會發(fā)展有它本身固有的客觀規(guī)律，否認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變革的基礎。
有的研究者指出，舊志中的“星野”“八景”“列女”“祥異”“忠義”等門夾雜著大量糟粕，但在拋棄糟粕的同時應注意保留其有用的部分。
五、對舊志體例的批判繼承
有研究者指出，方志的結構體例，包括方志記載的內容、記述的方法、篇章設置和書體結構等。中國舊方志的結體發(fā)展至清代，已比較完善了。記載的內容范圍，從開始的單純地理圖經，發(fā)展至自然和社會的各個方面；記述的方法，確立了“橫分門類，縱述歷史”和“詳今略古”的原則；書體結構以志為主體，志又由記、圖、表、考、傳等組成。這些結體無疑是新方志要基本繼承的。但舊方志由于為剝削統(tǒng)治階級立言，其結體也存在重大的缺陷，在記載的內容上存在嚴重的偏缺性。其表現(xiàn)為：重上層建筑，輕經濟基礎；重封建文化知識，輕生產勞動和技術；重上層人物，輕人民群眾等。如明、清以來，廣東的手工業(yè)已居于全國前列，許多行業(yè)產品以其質量的優(yōu)良和技藝的先進，名聞國內外，成為社會的重要經濟基礎，但這時期所修的《廣東通志》和《廣州府志》對這些盛況反映很少。即以清道光年間由阮元主修的著名《廣東通志》而論，全書334卷，沒有一段關于這方面較為概括的記述。這種偏缺性，在民國時期的一些志書中有了扭轉，但仍沒有把手工業(yè)、現(xiàn)代工業(yè)和農業(yè)作為社會基礎的主要位置來進行記述。這些輕重倒置，使舊方志未能完全真實地反映一個地區(qū)的全貌和主流，甚至掩蓋了真貌。此外，舊方志對事物缺乏科學的歸屬，顯得編述散亂；編述方法多采取平列的條目式，缺乏對社會事物層次性和有機聯(lián)系的反映；宏觀看不見一個地區(qū)的全貌，中觀看不見行業(yè)（事業(yè)）的整體，給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所以，新方志的結體必須在舊方志的基礎上加以發(fā)展。它必須針對舊方志的缺陷，做到結體的完整性、系統(tǒng)性和科學性，真實地反映一個地區(qū)的全貌、特點和主流，充分反映經濟基礎、勞動生產、科學技術及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等方面。
有的研究者也指出，舊方志以歷史唯心主義為指導，在內容上重自然，輕社會，重政治，輕經濟；以統(tǒng)治人物為中心，人民沒有位置；不少志書體例比較混亂，篇目也多殘缺。在結構上，更缺乏科學體系。
有研究者認為，在歷代志書中，表現(xiàn)最為突出就是地主階級頑固地維護封建法統(tǒng)的意志、權力和措施，導致了志書從形式到內容、從結構到體例落入形而上學的泥沼。而這一切又都首先反映在志書的篇目上，反映在它必然要使用的單點采類上，于是也就使地方志這一書種，雖然長期涉足于國情研究之門，卻只能久久踏步于低階。舊志的篇目，如用公式表示，即微觀—微觀—微觀，即從微觀采類，記微觀事物，找微觀軌跡。唯因缺了宏觀的引申，結果是寫了自然而未揭示自然，寫了社會而未揭示社會。這種單點采類的方法，使本來應該而且可能在志書里表述地方事物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以及從這種聯(lián)系的微觀與宏觀機制上高層次地表述地方總體發(fā)展規(guī)律的任務，倒反被排斥于志書之外。這就如同畫地為牢，確實使志書的編者無從運筆。
還有研究者認為，舊志書的結構、篇目、體例與內容，僅僅是特定時間內特定社會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斷面反映，僅僅在舊志書的結構、體例與篇目的規(guī)范里修修補補，是無助于實現(xiàn)方志學的現(xiàn)代化的。
還有的研究者則對方志“新創(chuàng)論”提出異議，認為這不是從思想內容到體例形式上的全面創(chuàng)新，而只是“徹底否定”舊志體，在形式變化上做文章。
①參見韓章訓：《普通方志學》，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7頁。
②參見鄔烈勛：《治天下以史為鑒·治郡國以志為鑒——地方志的繼承與發(fā)展簡論》，《中國地方史志論叢》，中華書局，1984年。
③參見鄒身城：《論方志學的批判繼承》，載金恩輝主編：《中國地方志論集》，吉林省圖書館學會，1985年內部印刷，第9頁。
④參見來新夏：《略論地方志的研究狀況與趨勢》，《中國地方史志論叢》，中華書局，1984年，第361頁。
⑤參見魏橋：《當前方志界爭論的幾個問題》，《浙江方志》，1989年第1期。
⑥參見梁濱久：《新方志學理論建設的途徑》，《史志文萃》，1992年第1期。
⑦參見郭鳳岐：《關于新編志書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天津史志》，2001年第1期。
⑧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第493頁。
⑨劉光祿：《歷史上方志的派別、類型和修志主張》，《中國地方史志論叢》，中華書局，1984年。
⑩參見黃道立：《巨細畢收，博而能斷》，《中國地方史志論叢》，中華書局，1984年。
參見倉修良：《再論章學誠的方志學》，《中國地方史志》，1982年第1期。
參見梁濱久：《進一步把方志學的研究引向深入》，《中國地方志》，1995年第2期。
參見盧振川：《新方志指導思想芻議》，《河北地方志通訊》，1984年12創(chuàng)刊號。
參見朱士嘉：《談談地方志中的幾個問題》，《中國地方史志通訊》，1981年第2期。
參見李長春：《批判繼承舊方志，發(fā)展新方志優(yōu)勢》，《新方志理論探索》，廣東科技出版社，1997年。
參見楊靜琦：《堅持“三新”探討馬克思主義的新方志學》，《中國地方志》，1995年第2期。
參見關成和：《城市志的總體設計和篇目改革》，《中國地方志》，1988年第4期。
參見關成和：《在學習中修志》，《黑龍江史志通訊》，1982年第1期。
參見梁濱久：《應重視方志學基礎理論建設》，《方志研究》，198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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