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內蒙古近代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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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內蒙古人口增長速度是較快的，特別是民國1—38年（1912—1949年）。民國38年（1949年）總人口比19世紀初增加1.8倍，其中蒙古族人口在這一階段有所下降，而漢族人口主要是移民則大量增長。
一、近代內蒙古地區(qū)蒙古族人口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人口情況
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中國的社會起了急劇的變化，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反映在人口變化上是全國人口清初以來的持續(xù)增長情況結束，處于極緩慢增長階段。蒙古族的人口則是從清初以來的回升與穩(wěn)定，轉變成為連年下降的趨勢。
清末宣統(tǒng)年間對全國有一次較詳細的戶口調查，這時對蒙古族人口也有明確統(tǒng)計，據(jù)查民國22年（1933年）《中國經(jīng)濟》年鑒修正民國元年內務部匯造統(tǒng)計表的記載：內蒙古蒙古族總人口達到877 946人，去掉已劃歸東北三省的蒙古族人口，按現(xiàn)在內蒙古行政區(qū)劃范圍，實有828 977人。
1912年內蒙古蒙古族人口調查表
從19世紀初至民國元年（1912年），內蒙古蒙古族人口從1 030 000人減少到828 977人，共減少201 032人，下降幅度為19.52%，平均每年減少2010人。
中華民國成立后，內蒙古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稍有發(fā)展，人口有所回升。民國26年（1937年），內蒙古蒙古族為864 429人，比民國元年（1912年）共增加35 452人，平均每年增加1418人。
1937年蒙古族人口統(tǒng)計表
民國26年（1937年）后受戰(zhàn)爭影響，人口又開始下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內蒙古蒙古族總人口是835 000人，比民國26年（1937年）減少29 429人，平均每年減2452人。
19世紀初至1949年，內蒙古蒙古族總人口從103萬減少到835 000人，140年總共減少人口19.5萬人，年平均遞減率為0.15%。
清朝時蒙古族男子當喇嘛很普遍，在民國時期也同樣，民國23年（1934年），綏遠省有蒙古族224 522人，掛名當喇嘛的有27 203人，占總人口的12.12%。喇嘛不能娶妻成家養(yǎng)育子女，不參加生產(chǎn)勞動。
盟旗制度確立后，固定在一個旗范圍內長期放牧，引起草場退化、沙化，而政策又不允許遠距離跨旗游牧。當時的生產(chǎn)力水平與生產(chǎn)技術，還不能進行人工培植草原、更新草原，更無能力開辟無水干旱草場，只能是靠天放牧，生產(chǎn)不穩(wěn)定，牧業(yè)日趨衰退，蒙古族民眾生活無保障。因此，人口在清初的一度回升后又開始下降。伊克昭盟在清初有206 500人，而到民國26年（1937年）就下降到93 120人；錫林郭勒盟在清初有86 250人，到民國26年（1937年）已下降39 588人。兩個盟蒙古族人口的下降都在一半以上。
清統(tǒng)治者在蒙古族中大量征兵，清初時，一次就從蒙古族中征兵18 843名，組成蒙古八旗，連同家屬長期駐防內地各省，以后又調察哈爾兵駐防新疆。清末，在國內鎮(zhèn)壓太平天國、捻軍起義及反抗英法聯(lián)軍入侵戰(zhàn)斗中，都大量抽調蒙古軍作戰(zhàn)。蒙古軍被征調的按人口比例遠比漢族要高，他們有的長期在外不再回內蒙古，減少了當?shù)孛晒抛迦丝凇?SPAN lang=EN-US>
內蒙古牧區(qū)生產(chǎn)逐漸下降，生活無保證，加上迷信、疾病、天災、人禍等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蒙古族人民的健康水平很差，因此平均壽命很低。據(jù)陳巴爾虎旗的典型調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這里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是-6.6‰，嬰兒死亡率是295‰，平均期望壽命只有19.6歲。
清中期以來內蒙古蒙古族人口除民國元年—民國26年（1912—1937年）略有回升外，一直是在持續(xù)下降。牧區(qū)與農(nóng)區(qū)的情況不完全相同，牧區(qū)人口下降幅度大，而農(nóng)區(qū)蒙古族人口有所上升。如土默特旗在清初就農(nóng)業(yè)化了，當?shù)氐拿晒抛逡捕冀?jīng)營農(nóng)業(yè)。清初有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口45 000人，民國19年（1930年）已增長到60 346人。在哲里木盟，科爾沁六旗與扎賚特旗在清初時共有122個佐，換算成人口是75 000人。在清中期以后，當?shù)氐拿晒抛迦嗣翊蠖嫁D營農(nóng)業(yè)，人口也開始增長，到民國元年（1912年）已達到193 000人，1937年是314 447人，100余年中人口增長319.26%。
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三個民族都是內蒙古自治區(qū)的原住民族，其中人數(shù)較多的達斡爾族是以漁獵為生，兼營農(nóng)業(yè)；鄂溫克族以狩獵為生，部分放牧；鄂倫春族是純狩獵為生。他們的社會經(jīng)濟較為落后，又居住在大興安嶺的密林深處，因此史書里沒有他們的戶口記載。清初，他們被征服后，編成了布特哈八旗（即索倫八旗）。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布特哈八旗共有4033戶，18 933人。民國4年（1915年），布特哈地方有達斡爾族1238戶，8082人；鄂溫克族572戶，2934人；鄂倫春族71戶，291人。因統(tǒng)計材料不全，缺海拉爾、阿里河等地的數(shù)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全內蒙古達斡爾族16 484人，鄂溫克族5118人，鄂倫春族911人。
內蒙古的滿族主要是清初時調入的駐軍與他們的家屬，以呼和浩特綏遠城（新城）最為集中，民國元年（1912年）是11 947人，缺散居在內蒙古其他地方的滿族人口數(shù)字。辛亥革命后，綏遠城滿族改變了過去靠俸祿任職業(yè)軍人的地位，很多人外遷謀生，有的怕受歧視而改報漢族，因此人口下降很多。民國29年（1940年）時綏遠城滿族6030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時2509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全內蒙古滿族人口是1.8萬人。
內蒙古的回族在元代已有遷入，但大量是清代移居的，他們大都在城鎮(zhèn)經(jīng)商，也有在農(nóng)村、牧區(qū)以勞動為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般都把回族的戶口統(tǒng)計在當?shù)匦姓^(qū)域居民的總數(shù)內，沒有單獨按民族列出。民國29年（1940年），據(jù)偽《蒙疆年鑒》的統(tǒng)計，當時內蒙古西部地區(qū)有回族23 459人，熱河有回族15 331人，哲里木盟有回族2214人，共計41 004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全內蒙古回族共計45 000人。
二、近代內蒙古地區(qū)總人口的增長
1.國內移民遷入
鴉片戰(zhàn)爭后，內地大批失去土地的漢族農(nóng)民被迫逃荒至內蒙古謀生。
清末實行“移民實邊”新政，鼓勵漢族人民遷至邊遠地區(qū)開荒種地，內蒙古地區(qū)漢族人口增長速度加快，到民國元年（1912年）漢族人口超過150萬。
1912年內蒙古漢族人口統(tǒng)計表
民國元年（1912年）時，內蒙古漢族人口超過150萬，缺察哈爾等地數(shù)字，實際人口總數(shù)還要多。在此以后，內蒙古漢族人口增長速度進一步加快，至民國26年（1937年）已超過300萬人。
1937年內蒙古漢族人口統(tǒng)計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1949年）內蒙古自治區(qū)漢族人口增長到515.4萬人。比19世紀初增加415.4萬人，增幅達415.4%，平均每年遞增率是1.18%。山東、河北、河南等地的移民大都遷入內蒙古東部地區(qū)。山西、陜西、甘肅的移民遷往內蒙古中西部地區(qū)。
第一階段是19世紀初至民國元年（1912年）的100年間，從100萬增長到155萬，平均每年增加5509人，〈這一階段內蒙古漢族人口增長速度不是很快，與全國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接近〉。清朝時，對移民仍有種種限制，蒙旗的土地不能隨便買賣，加上交通閉塞，每年的移入人口不是很多。當時移民大都是單身的青壯年男子，一般不帶家屬，有的是春來秋歸。有的雖長年住下，但因邊疆地區(qū)婦女少而成家困難，很多都是獨身的，自然增長率也很低。
第二階段是民國元年—民國26年（1912—1937年）。辛亥革命后蒙旗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促使?jié)h族農(nóng)民有長期居住的打算。有的買地蓋房，攜帶家屬。還有不少內地的財主從蒙旗大量承包或購進土地，然后再雇工或出租。由于新開墾的土地含有自然肥力，耕作初期的收成很好，空閑地又很多，與內地相比容易謀生。其次，由于東北鐵路網(wǎng)的建成與京綏鐵路的通車，也大大方便了移民的活動。另外由于鐵路的修建、森林采伐、礦山開發(fā)與手工業(yè)的興起，都需要吸收大批勞力。民國2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12—1937年），內蒙古的漢族人口從1 550 948人增長到3 719 113人，共增加2 168 165人，年平均增加86 727人，增幅為139.8%。
第三階段是民國2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37—1949年），從3 719 113人增長到5 154 000人，共增加1 413 887人，平均每年增加119 547人，增幅為38.3%。這一階段的人口增長比第一階段低，是因為受戰(zhàn)爭的影響，外來移民減少。
2.國際遷移
內蒙古的國際遷移對總人口的影響很小。俄國十月革命后有一批俄羅斯人逃亡到內蒙古居住，民國26年（1937年），興安東省有1344人，興安北省有14 019人。他們大部分經(jīng)營工商業(yè)和牧業(yè)，1949年后大部分回國，僅有小部分人因與中國人通婚而留下來，現(xiàn)在呼倫貝爾地區(qū)還有俄羅斯族4000余人。同時期還有3000余布里亞特蒙古族人，從蘇聯(lián)遷來呼倫貝爾地區(qū)放牧，在民國35年（1946年）后一度移牧到錫林郭勒盟，并在那里建立布里亞特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遷回呼倫貝爾地區(qū)定居，成為蒙古族的成員?？谷諔?zhàn)爭時期，日本僑民旅居內蒙古的也不少，民國26年（1937年），內蒙古東部有日僑6450人，1940年內蒙古西部有日僑6893人，他們主要居住在城市，民國34年（1945年）后都已回國。
三、近代內蒙古人口的構成
1.男女比例失調。近代內蒙古地區(qū)人口增長較快，主要是移民因素，早期移民大都是青壯年單身男子，他們有的在原籍就是家無土地、無妻室的光棍漢，為了謀生而無牽掛的走口外。民國元年（1912年）時內蒙古綏遠地區(qū)的男女比例是145.1∶100，赤峰地區(qū)是122.7∶100。最突出的是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時呼和浩特城區(qū)漢族人口的男女比例是229.6∶100，農(nóng)村是175.3∶100。據(jù)《晉政輯要》記載：“晉民素稱樸厚，而溺女一事，竟狃于故習，而不能剪除，往往初生一女，猶冀其存留，連兩胎，不肯容其長大，甫離母腹，即坐冤盆，未試啼聲，已登鬼錄”。這種惡習又被帶到口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綏遠地區(qū)漢族中溺親女之風很盛。在移民初期不帶妻子，造成性別比例失調，而在此成家定居的后代中也是男多女少。20世紀30年代，呼和浩特城區(qū)有學齡兒童10 601人，其中男童6662人，女童3939人，男女比例為169.1∶100。
內蒙古東部地區(qū)的漢族移民大都來自山東、河北，存在重男輕女，所以男女比例失調情況也同樣存在，不過比中西部地區(qū)要好一些。民國元年（1912年）赤峰地區(qū)漢族人口的性別比例是122.7∶100。
民國36年（1947年）時呼和浩特城區(qū)人口性別比例降為139.6∶100，農(nóng)村降至136.2∶100。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時內蒙古自治區(qū)人口性別比例為126.6∶100，在全國各省中是最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從根本上消除了過去那種導致性別比例失調的社會因素，男女性別比逐漸趨于合理，到1982年時下降到109.3∶100，屬于正常水平。
2.人口自然增長率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由于社會經(jīng)濟落后，人民生活貧困，缺醫(yī)少藥，普遍健康水平低，平均壽命只有35歲左右，人口年死亡率高達46‰。民國27年（1938年），綏遠省的嬰兒死亡率高達429.9‰，居全國各省之冠。由于嬰兒成活率低，人口自然增長也很低。民國21年（1932年）時呼和浩特的總人口為274 247人，6歲～14歲的學齡兒童只有29 800人，占總人口的10.8%，平均每戶只有1.7個兒童（加上嬰兒），每戶一對夫妻平均只有兩個孩子，達不到人口再生產(chǎn)增殖水平。
3.文化水平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全區(qū)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學齡兒童入學率不足16%，其中少數(shù)民族學齡兒童入學率不足10%。民國35年（1946年）內蒙古沒有高等學校，普通中等專業(yè)學校只有6所，普通中學只有16所，小學1627所。各類學校在校生總數(shù)占人口數(shù)的比重不足3%。民國36年（1947年）時全區(qū)在校中等專業(yè)在校生數(shù)1678人，其中蒙古族僅14人，普通中學在校生數(shù)4300人，其中蒙古族468人，每萬人口中平均在校生7.6人；小學在校生214 282人，其中蒙古族21 299人，每萬人中平均在校生381人。
4.職業(yè)構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時，內蒙古的農(nóng)村牧區(qū)人口占總人口的87.6%，城鎮(zhèn)人口只占12.4%，反映了內蒙古當時工商業(yè)的落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時全部職工7.1萬人，加上文教、衛(wèi)生、科研等1.5萬人，國家機關人員1.1萬人，金融單位1000人，總共9.8萬人，連同其家屬共40萬人。
1940年呼和浩特市區(qū)職業(yè)構成
民國29年（1940年）時呼和浩特市人口職業(yè)構成中，從事商業(yè)的占31.28%，充分顯示了呼和浩特市是個畸形臃腫的消費城市，并不反映商業(yè)的鼎盛。那時候與外蒙古、新疆的商路已斷絕，大盛魁等著名旅蒙商早已倒閉，維持市面的僅是些微本鋪戶，更大量的是些小商小販，靠肩挑擺攤糊口而已。產(chǎn)業(yè)工人只占5.34%，大都是手工業(yè)匠人，這種情況在其他城鎮(zhèn)也相同。
內蒙古歷史人口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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