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憶杰爾格勒光輝業(yè)績片斷
杰爾格勒是興安盟科爾沁右翼前旗人民政府第一任旗長；1948年11月興安盟政府成立，他是第一任盟長；他歷任呼盟盟委書記、盟長，國家林業(yè)局大興安嶺林管局書記兼局長，內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區(qū)黨委副書記，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他是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和政府的老一輩領導人，他為內蒙古自治區(qū)的建立和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光輝業(yè)績，被當?shù)馗刹亢腿罕娋幊晒适?，廣為流傳。1946年6月，我從東蒙軍政干部學校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內蒙古自治運動聯(lián)合會科右前旗支會做青年工作。旗支會所在地在王爺廟(現(xiàn)烏蘭浩特市)東南“柴禾市大院”(因附近有一處柴草市場得名)?？朴仪捌鞕C關和旗政府領導人的家都在這里。我記得杰旗長家的門前有個拴馬樁，常常拴著兩匹潔白的駿馬，人們議論說這兩匹馬為杰旗長和他的警衛(wèi)員立了赫赫戰(zhàn)功！人們還相傳杰旗長的騎術嫻熟，戰(zhàn)斗中，杰旗長在馬上單腿掛馬蹬，橫著藏身在馬的一側，敵人只見馬在跑，不見馬的主人，他就這樣在敵陣中闖進沖出，毫發(fā)無損。我聽到很多關于杰旗長的故事，深受感染，杰爾格勒成了我心目中的傳奇式英雄旗長！
“三杰”選擇了共產黨
“三杰”說的是時任科右前旗人民政府旗長杰爾格勒，旗政府內防科長暴彥巴圖，旗政府人事、庶務股長官佈扎布(民族上層人士任科長)，他們三人是當時科右前旗公認的“青年領袖”。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后，在王爺廟這個地方從四面八方云集來二三百名立志民族解放斗爭的青年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東北大專院校來的，杰爾格勒、暴彥巴圖就是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還有一部分是王爺廟各院校來的學生，官佈扎布畢業(yè)于王爺廟興安學院，留在西科前旗工作。另一部分分別是日偽時期在興安總署、西科前旗公署任過職的教職員工。上述三部分人中有不少人都加入了“內人黨”，有的王公貴族也加入了“內人黨”。但是“三杰”認為“內人黨”成員復雜，封建色彩濃厚，這個黨不可能領導民族解放斗爭取得勝利。1945年10月，“三杰”組建了以進步青年為核心的內蒙人民革命青年同盟。這個同盟組建后，一是抓青年工作，團結了一大批進步青年，同時組織他們收繳散落在社會上的槍支，建立了各努圖克(區(qū))基干民兵，青年同盟掌握了地方武裝。二是改造政權。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旗政府科級以上骨干都換成進步青年。1946年2月，成立了以杰爾格勒為旗長的科右前旗人民政府。新的人民政府成立后，百廢待興，開展工作十分艱難，因為沒有經(jīng)費來源，財政收支困難，連旗長家里也經(jīng)常無米下鍋。官佈扎布同志回家賣了老父親的兩匹馬，接濟旗政府開支，杰旗長抽空和他的警衛(wèi)員到野外摟柴打草，在柴市場賣錢，換回一家人下鍋的糧米。后來杰旗長組織武裝馬車隊，到錫盟鹽池拉運食鹽，銷往內地，解決了全旗財政收支難題。三是1945年11月，青年同盟召開了盛大的歡迎大會，歡迎第一批前來科右前旗鎮(zhèn)壓國民黨反動頭目閆振山的八路軍營長張義成的隊伍，并請張義成同志給青年們作了形勢報告。張義成在報告中揭露了“九·一八”事變的真相，宣講國共兩黨不同的抗日政治主張，張義成還揭露和批判了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反動政策，宣傳了我黨的民族政策。暴彥巴圖說，張營長的報告給我們上了一堂重要的革命啟蒙教育課，使我們接受了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對廣大青年接受黨的領導起到了重要作用。歡迎大會結束后，舉辦了一次學習班，學習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講課人是暴彥巴圖。以“三杰”為核心的青年同盟所做的這些工作，是在我黨開辟東部區(qū)工作之前進行的，這就更加難能可貴了。1946年3月，以張策為首的八路軍西滿軍區(qū)辦事處(對內稱中共東蒙工作委員會)進駐王爺廟，“三杰”是第一個去西滿軍區(qū)辦事處表示接受我黨領導的青年人。1946年6月，“三杰”第一批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他們三人一同被批準入黨?！叭堋笔强朴仪捌烊嗣裾嗟膭?chuàng)始人，也是科右前旗黨組織建設的先驅者。我是194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我的入黨介紹人全家福同志是“三杰”第一批發(fā)展的黨員。暴彥巴圖和官佈扎布兩位，他們先后都任過科右前旗旗委書記。后來，暴彥巴圖任科右中旗旗委書記，官佈扎布任扎賚特旗旗委書記，不久官佈扎布調黨中央擔任中國駐越南土改顧問團顧問，回國后任內蒙古自治區(qū)總工會副主席、呼盟盟委書記，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英年早逝。暴彥巴圖任過多年伊盟盟委書記，在任期間致力于伊盟治沙事業(yè)，卓有成效，后調內蒙古自治區(qū)任計委主任、內蒙古自治區(qū)政協(xié)副主席。
剿匪平叛，戰(zhàn)功顯赫
旗長被牧民們習慣稱呼為“王爺”?？朴仪捌炷撩穹Q杰旗長為“瑪乃王諾顏”，即“我們的王爺”。杰爾格勒初任旗長時，科右前旗的局勢混亂，境內土匪出沒，危害百姓，加之日偽國特勾結土匪和反動地主、牧主作亂，發(fā)生了襲擊新政權、殺害我工作人員的事件，還發(fā)生了200余人參加的滿族屯叛逃事件。杰旗長率領科右前旗自衛(wèi)隊和滿族屯老頭隊開展了全旗范圍內剿匪平叛斗爭?！皾M族屯老頭隊”是科右前旗自衛(wèi)總隊不在編的一支地方武裝，全隊30多人，大多都是上了年紀、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老隊員，個個都是打仗勇敢、彈不虛發(fā)的好槍手。老頭隊沒有經(jīng)費來源，從不集中訓練，只要有仗打，招之即來，來之能戰(zhàn)。打仗都騎自己的馬，吃自己隨身攜帶的炒米肉干，仗打完了都回家待命。1946年秋，杰旗長第一次帶領這支隊伍前往科右前旗西部地區(qū)剿匪，在行軍途中，老頭隊的隊員們用懷疑的目光看著這位“王爺”，覺得他太年輕，不像帶兵打過仗的人，私下議論著杰旗長，隊伍的紀律也不太好。正在這時，上空飛過來一群大雁，不知是誰喊了一聲：“旗長，能打一只大雁給大家看看嗎?”杰旗長面對這些內心不服他指揮的隊員們，不慌不忙地穩(wěn)定了心緒，向空中舉起了手槍，槍聲響處，一只大雁從空中落了下來，使得老頭隊的隊員們驚呆了。過了一會兒，隊伍中才爆發(fā)出贊嘆的呼喊聲：“王爺好槍法”、“旗長是神槍手”。老頭隊隊長寶力道時常講：“我相信我們的王諾顏”、“聽王爺?shù)脑挕?。杰旗長率領自衛(wèi)隊和滿族屯老頭隊，在不到一年時間，經(jīng)過數(shù)十次戰(zhàn)斗，剿滅了旗境內土匪，平息了叛亂。新四軍老干部、時任科右前旗工委書記的宋振鼎同志說：“老杰這個人，不僅在地方部隊中，就是在正規(guī)部隊中也是一位難得的指揮員”。下面列舉杰旗長在剿匪平叛戰(zhàn)斗中的兩個戰(zhàn)例：
轎頂山剿匪戰(zhàn)斗?？朴仪捌煳鞑哭I頂山是匪首“大主義”的老巢，他有國民黨的委任狀，號稱人馬兩千。他平日里燒殺搶掠，欺壓百姓，還襲擊新生政權，殺害革命干部，是個無惡不作、罪惡累累的政治土匪。1947年夏，杰旗長率隊進軍轎頂山剿匪，發(fā)現(xiàn)匪徒鉆進轎頂山山溝中。杰旗長明知山中有匪徒伏兵，但為了不給敵人喘息的機會，他留下老頭隊作后隊，自己率隊沖進山溝。匪徒們由于熟悉地形，包圍了自衛(wèi)隊。老頭隊隊長寶力道見此狀況十分著急，他向準備后撤的隊員大喊：“王爺被圍，誰不上我斃了他，快上去救出王爺”。他一面派人搬兵增援，一面率隊向土匪沖殺過來。杰旗長先是沉著應戰(zhàn)，見老頭隊從敵后包抄過來、趁土匪的火力被分散的時機，馬上組織反擊，成功突圍。土匪見勢不利，四散逃命。杰旗長立即下達全殲土匪的命令。天黑前消滅了大部分土匪。以后得知土匪頭子“大主義”逃竄到通遼地區(qū)，被我解放軍抓獲槍斃。
平息滿族屯叛亂。1948年春節(jié)前夕，烏蘭毛都滿族屯老頭隊隊長寶力道向科右前旗自衛(wèi)隊隊長齊振榮反映了烏蘭毛都滿族屯要發(fā)生武裝叛亂的消息。寶力道說：“有人向他說鄰區(qū)楊家屯進行土改，烏蘭毛都也很快土改了，共產黨要斗牧主、分牲畜，他們要往外逃跑；他們也動員我外逃，我是不會外逃的，你告知杰旗長，你們看著辦吧”。言外之意也流露出對牧區(qū)民主改革的疑慮。老齊安慰寶力道說：“杰旗長會有辦法的，況且你已經(jīng)參加了自衛(wèi)隊，在剿匪中立了功，共產黨是不會忘記你們的，我立即向杰旗長報告你講的重要情況”。老齊連夜啟程，第二天趕回烏蘭浩特向宋振鼎同志和杰旗長匯報了這個重要情況，宋振鼎當即決定派杰旗長前往滿族屯平息叛亂。1948年2月9日，滿族屯發(fā)生了叛亂。叛亂頭目德其格瞎子(日偽特務)、魯江葛根(反動喇嘛)、查干巴拉(反動牧主)等一伙人，在滿族屯糾集了200余人(包括一部分被迫加入叛亂的牧主和牧民)，800多匹馬，準備外逃。他們揚言：要先消滅滿族屯工作隊，攻打努圖克政府，再向外蒙古逃跑。滿族屯工作隊額爾敦達來隊長，事先掌握了叛匪動向，機智地擺脫了叛匪的追擊，趕赴喜扎嘎爾旗(索倫)求援，同時打電話向烏蘭浩特公安局報告了情況。喜旗旗長義熱格齊和駐索倫部隊研究，派出一個炮兵連和一個騎兵連進軍滿族屯。在叛亂的前一天，即2月8日中午到達滿族屯，幾門大炮同時開火，炮彈在滿族屯周圍炸響，叛匪懾于炮兵強大威力，放棄攻打努圖克政府的打算，脅迫200多人的叛亂隊伍，趕著800多匹馬，倉皇逃向索倫山。2月10日晨，杰旗長帶平叛部隊到達滿族屯與喜旗炮兵連、騎兵連會合，馬不停蹄，跟蹤追擊叛匪。幾天后，在寶格達山發(fā)現(xiàn)叛匪們點燃20幾堆篝火，做飯休息。杰旗長指揮追擊部隊兵分三路，包圍了叛匪。第一路主力由王營長、阿木爾門都(烏蘭毛都努圖克達)指揮，占領有利地形，向敵正面突擊；第二路由扎巴、孟和二人帶20名戰(zhàn)士、5挺機槍，繞過叛匪營地，在叛匪可能逃竄的路段設下伏兵，截擊叛匪；杰旗長命令第三路由道德寶等十幾名戰(zhàn)士，趁戰(zhàn)斗打響之機，奪回被叛匪劫走的馬群，使得叛匪失去馬匹無法逃掉。到深夜12點鐘，我平叛部隊幾路人馬沖入匪群，頓時機槍、步槍齊發(fā)，手榴彈在匪群中爆炸，平叛部隊如同神兵從天而降，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敵營陣腳大亂，匪徒們四處逃散潰退。戰(zhàn)斗持續(xù)了一個小時，土匪主力被打散，160余名叛亂人員走出密林，繳械投降。道德寶等人從敵人手中奪回700余匹馬。平叛部隊救出全部被脅迫出走的牧民，繳獲大批槍支彈藥和裝滿四輛大馬車的其他物資，大勝而歸。
在寶格達山戰(zhàn)斗中被打散的叛匪魯江葛根逃竄到勿布林嘎查牧民家中藏起來，被勿布林嘎查達(村主任)舍英同志抓獲。叛匪頭目德其格瞎子等30余人逃進了深山密林中和我們周旋。烏蘭毛都努圖克達阿木爾門都組成精干的小分隊追剿這一伙殘匪。在胡碩頭嶺遭遇戰(zhàn)中，因敵眾我寡，小分隊打死了幾名叛匪，但又一次讓叛匪逃跑了。參加追蹤小分隊的舍英同志在戰(zhàn)斗中英勇犧牲。杰旗長接到小分隊報告后，增派一個連的部隊，配備多挺機槍、6門迫擊炮增援小分隊，1949年5月，在高特古戰(zhàn)斗中，活捉了三十余名殘匪。匪首德其格瞎子等幾個人逃入蒙古國境內，被蒙古邊防軍抓獲。1950年初，蒙方把德匪等引渡給我方，德匪在我監(jiān)獄中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一年來的剿匪和平叛戰(zhàn)斗的勝利，確保了農村土改和牧區(qū)民主改革的順利進行，建立了以烏蘭浩特為中心，包括興安盟各旗縣在內的廣闊革命根據(jù)地。這一革命根據(jù)地的建立，是杰爾格勒同志和他的戰(zhàn)友們在槍林彈雨中和敵人生死搏斗、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對于支援全國解放戰(zhàn)爭，對于自治區(qū)的發(fā)展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牧改新思路
1947年底，牧區(qū)改革試點工作開始。杰爾格勒同志在工作中注重調查研究，密切聯(lián)系人民群眾，在烏蘭毛都滿族屯嘎查，他挨家挨戶地訪問牧民，也到牧主家了解情況，認真聽取群眾對牧區(qū)民主改革有什么意見和要求，有什么疑慮，富裕牧戶和牧主是怎么看待“牧改”的，各界人士有哪些議論，有什么動態(tài)等等。群眾對他都能說出自己的想法和他們所知道的情況，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調查摸底，有關牧區(qū)民主改革的情況和問題，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做到心中有數(shù)。杰爾格勒同志有很高的領導素質和才干，他考慮問題，從有利于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fā)；從有利于發(fā)展生產的要求著眼，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fā)，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在牧區(qū)民主改革試點工作中形成了一整套新思路和新的做法。一、牧區(qū)民主改革不能套搬農村土改的做法，一切從牧區(qū)和畜牧業(yè)生產的實際出發(fā)。牧區(qū)民主改革要實行不斗牧主，不分牲畜的不同于農村土改的做法，有利于改善牧民的生活，有利于發(fā)展畜牧業(yè)生產。他提出：5000多人口的烏蘭毛都，有兩萬多頭牲畜，如果按人口平均分畜，一個人只有四五頭牲畜，吃都不夠吃，何談發(fā)展生產，結果只能是分光吃凈，群眾生活得不到改善，畜牧業(yè)生產將遭受不應有的損失。二、畜牧業(yè)是脆弱的經(jīng)濟，經(jīng)不起自然災害和人為的折騰。他提出我們在牧區(qū)的一切政策措施，都應當適應畜牧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不應違背經(jīng)濟規(guī)律。他列舉原哲盟的扎魯特旗和昭盟巴林左、右兩個旗，在牧區(qū)改革中斗了牧主，分了牲畜，發(fā)生了亂殺亂宰大量牲畜，使畜牧業(yè)生產受到嚴重破壞的教訓，應當引以為戒。他認為：牧主掌握一定的畜牧業(yè)生產勞動技能，有豐富的抗災保畜的經(jīng)驗，這是發(fā)展畜牧業(yè)生產可貴的財富，我們可以利用，牧主也參加一定的生產勞動，這些都是不同于農區(qū)地主的。另外，牲畜是認群認圈的，你把一些牲畜分到別的畜群、圈里，一夜之間都會跑到原來的畜群和圈里去了。因此，斗牧主、分牲畜的做法是不符合畜牧業(yè)生產經(jīng)濟規(guī)律的。三、提高牧工勞動報酬。舊蘇魯克制度中規(guī)定的牧工報酬是很低的，一般一個牧工一年只有一頭牛、五只羊的年酬。杰爾格勒同志提出要廢除舊蘇魯克制，實行新蘇魯克制，要大大提高牧工報酬，從根本上改善牧民生活。工作組研究提出的意見是：一個牧工一年要得到5頭牛、25只羊的報酬，羊羔按“四六”分成。這種辦法，不僅使牧工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有能力去發(fā)展生產，經(jīng)過若干年的發(fā)展，一個牧工就能擁有上百只羊，十幾頭牛，很快能脫貧致富。四、杰爾格勒主張牧改中可以劃定一些牧主，但內部掌握，不予公布，一律不分不斗。他們劃定牧主的標準是：擁有牲畜2000頭(只)以上，剝削率在70％以上為牧主。烏蘭毛都內部劃了17戶牧主，并動員這些牧主實行新蘇魯克制度，幫助貧困牧民發(fā)展生產，使牧民得到實惠。牧主也愿意接受這種辦法。杰爾格勒同志牧改新思路是牧區(qū)民主改革中的一大創(chuàng)舉。同時，為在全區(qū)、全國推行“三不兩利”政策創(chuàng)造了思想基礎。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科右前旗工委書記宋振鼎同志交換了意見，未能取得一致意見。隨后向烏蘭夫同志作了匯報。烏蘭夫仔細聽取了他的匯報，并表示我個人同意你的意見，但內蒙古工委要很好研究。1948年2月，發(fā)生了滿族屯叛亂。1948年3月，內蒙古工委在烏蘭浩特召開了興安盟群眾工作團長會議。烏蘭夫同志在會議上明確提出：牧區(qū)民主改革要從穩(wěn)定牧區(qū)形勢出發(fā)，從恢復和發(fā)展畜牧業(yè)生產出發(fā)，對牧主不分不斗，采取適當措施，提高牧工工資。從此，在內蒙古自治區(qū)誕生了著名的不分不斗、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的“三不兩利”政策。實行這一政策的效果也是十分顯著的，僅以烏蘭毛都為例，在牧改時烏蘭毛都牧區(qū)共有2．4萬頭(只)牲畜，到1949年，全努圖克牲畜頭數(shù)達到了4．5萬多頭(只)，三年增加87％。綜觀上述，杰爾格勒在烏蘭毛都牧改試點工作中，已經(jīng)成功地制定和實施了不分、不斗、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的“三不兩利”政策，杰爾格勒同志是牧區(qū)民主改革“三不兩利”政策的首創(chuàng)者，為內蒙古自治區(qū)和我國牧區(qū)民主改革作出了歷史貢獻。
杰爾格勒調回內蒙
粉碎“四人幫”后，恢復了我的內蒙古政府辦公廳副主任職務，并派我去北京負責籌辦內蒙駐京辦事處的復建工作，我兼任籌備小組長。為了找一位辦事能力強的同志協(xié)助工作，我提請時任內蒙古森警總隊后勤部長的齊振榮同志任籌備小組副組長，領導同意了我的意見。當時我們工作難度很大，各省市(區(qū))駐京辦機構在“文革”中被江青誣蔑為“特務機關”，一律被撤銷，駐京辦的房產統(tǒng)統(tǒng)被北京市二服務局等單位占用。我們需要把被占用的房產要回來，起碼要北京市有關單位歸還我們幾處房產，作為籌建辦的辦公地點和建賓館時施工用地。內蒙還有一個不同于其他省市的特殊困難，我區(qū)有很多牧民去北京看病，給班禪喇嘛磕頭，不妥善解決他們的住宿問題，將給首都市容和交通管理造成諸多麻煩，也有可能釀成復雜的民族問題。我們提出北京市先歸還內蒙在北京崇文門外一處房產，作為內蒙古駐京辦的牧民招待所，接待來京牧民。我們通過自治區(qū)黨委王鐸、王逸倫等領導同志找了北京市白介夫、郭獻瑞兩位領導，他們兩位都表示，這是“文革”中的遺留問題，解決問題難度很大，只有找北京市的一把手吳德書記，才有望辦成。這時我們得知杰爾格勒同志來北京療養(yǎng)。有一天，我和齊振榮同志去中組部萬壽路招待所看望杰爾格勒同志。齊振榮同志是杰爾格勒在科右前旗剿匪平叛時的助手，老戰(zhàn)友相見，格外高興。杰爾格勒同志給我們講：是葉帥讓黨中央組織部下調令叫他來北京療養(yǎng)的。“文革”前，葉帥曾兩次去呼盟和大興安嶺林管局視察工作，杰爾格勒全程陪同。葉帥聽了杰爾格勒工作匯報，他了解到“文革”后杰爾格勒拖著傷殘的病體，到各林業(yè)局動員林業(yè)局的主要領導出來抓工作。由于杰爾格勒的辛勤工作，大興安嶺各林業(yè)局的工作很快都恢復起來，生產也搞上去了。葉帥對呼盟和大興安嶺林管局的工作非常滿意，對杰爾格勒的工作能力和人品也非常欣賞，兩人成了朋友。杰爾格勒來京后，有一天葉辦電話通知：葉帥要在西山的住處請杰爾格勒吃飯，同時也把烏蘭夫夫婦請去了。在餐桌上葉帥對烏蘭夫說：杰爾格勒身體一直不夠好，在一線工作不利于他健康，請你把杰爾格勒調回內蒙工作，烏蘭夫欣然答應了葉帥。不久，黨中央組織部通知杰爾格勒調回內蒙工作。杰爾格勒同志一席話讓我和老齊有了很大希望，我們就請杰爾格勒同志給葉帥說說，讓北京市歸還內蒙幾處房產。他說這點事用不著葉帥說話，他給葉辦王主任說，你們這點事差不多就辦成了。沒過幾天，杰爾格勒同志告訴我們葉辦王主任已經(jīng)請吳德同志出面處理這事。很快吳德的幾點指示就下來了，吳德在指示中要求北京市有關部門設法歸還內蒙幾處房產。但是北京市有關部門提出種種困難，拖著不辦。杰爾格勒同志調回內蒙，擔任自治區(qū)黨委副書記、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區(qū)黨委常委會研究分工時，明確指出杰爾格勒同志繼續(xù)抓內蒙駐京辦籌備工作。在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委和杰爾格勒同志關心支持下，我們最終把幾處房產要了回來，在北京崇內大街47號(即崇內旅館)、崇外大街28號分別設內蒙駐京辦公地點和牧民招待所，在北京美術館后街71號(原大佛寺西街38號)籌建賓館大樓。在籌建工作基本就緒后，我去黨中央黨校學習，齊振榮同志擔任駐京辦副主任兼黨總支書記，繼續(xù)抓籌建工作。
危難時刻，挺身而出
彌留之際，念念不忘黨的工作
1979年下半年，在我結束了黨中央黨校學習回到內蒙政府辦公廳時，杰爾格勒同志己任內蒙古黨委副書記、自治區(qū)政府分管文教衛(wèi)生戰(zhàn)線工作的副主席。我在政府辦公廳分管秘書處工作，各單位報來要以內蒙政府名義轉發(fā)的文教衛(wèi)生方面的文件，經(jīng)秘書處修改后送杰副主席簽發(fā)。當我把這些文件送到他那里簽發(fā)時，他總要先問一問你們看了沒有，文件寫的怎么樣?顯然他在考慮文件的質量，因為有的部門送審的文件，洋洋大篇，言之無物，他是不會簽發(fā)這種文件的。黨中央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不能沾染官僚主義習氣。杰爾格勒同志一慣反對官僚主義，他經(jīng)常深入工作一線，在他分管的各個單位，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據(jù)他的秘書講：在政府工作期間，杰副主席經(jīng)常利用節(jié)假日，到各大專院校了解情況，解決問題。民族院校是他經(jīng)常深入考察工作的一個重點，有時連秘書也不帶。因此，他對分管的文教衛(wèi)生各單位的情況了如指掌。在他分管文教工作期間，內蒙古發(fā)生了黨中央“28號文件”下發(fā)后部分大學生游行請愿的事件。杰爾格勒十分關心。有的人躲著學生們，不敢做學生的工作，杰爾格勒同志向內蒙古黨委的主要領導同志提出：“這種事你們出面去做工作，不如我們少數(shù)民族干部去做工作效果好”。他主動請戰(zhàn)，到各大院校師生中做說服教育工作。他苦口婆心地給學生們講：在戰(zhàn)爭年代，我們出生入死，浴血奮戰(zhàn)，為什么？就是為了你們這一代年輕人，今天能上大學，好好學習，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將來報效國家和民族。你們有意見，可以通過組織反映上來，我們會妥善研究解決，你們應當珍惜現(xiàn)在的學習機會，回到課堂去。學生們看到內蒙古黨委和政府的領導走到他們中間來，并且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做，不應該做什么。進行耐心地說服教育后，他們中的多數(shù)人都回課堂去了。杰爾格勒為內蒙古的安定團結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和貢獻。實際上，杰爾格勒同志身體本來就有嚴重傷殘，他拖著傷殘的身體到處奔波，日夜夜，苦口婆心做學生們的工作，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不好了。組織上為了照顧他的身體，把他送到黨中央黨校學習。到了北京后不久，他的病情惡化，但他想的卻不是自己的病，只是埋怨自己的病體不支，在關鍵時刻，不能在一線工作，為黨出力。1982年2月26日，病魔奪走了杰爾格勒寶貴的生命，自治區(qū)各族人民沉痛悼念這位黨的好兒子，忠誠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杰爾格勒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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